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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俠 李格菲 來源:科學網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20/10/22 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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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產業結構轉型為何艱難?兩大瓶頸急需突破

 

按理說,華為本是一家私人企業,根本無需政府去為它背書。但是,華為代表了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的發展方向,而這種方向與政府的政策目標高度趨同。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當前面對新的國內外形勢,為了使發展具有延續性,這個既有模式將被打破,企業需要更換新的發展軌道。

現在面臨一項緊迫任務:中國的產業結構轉型能否如期實現?

實踐表明,促成產業結構轉型需要3個基礎條件:政策、人才與知識的儲備結構。

最近十年中國政府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國家的戰略安排,并在此理念主導下出臺了一系列鼓勵產業發展的政策,因此衡量中國產業結構轉型的指標就剩下兩個:人才結構與知識庫存結構。

基于前期研究,我們認為當下制約中國產業結構轉型的最大瓶頸因素是人才與知識的儲備結構。遺憾的是,由于高級人才與前沿知識的稀缺,導致中國的產業結構轉型進程仍然緩慢與艱難,并有被鎖定在既定的人才與知識結構的成本慣性軌道上的可能性。

從人才儲備來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1978-2018年)培養了約1.15億大學生。圖1顯示,過去21年(1998-2018)中國培養了約1億大學生,這對于整個中國社會人才/知識儲備狀況的改善意義重大。僅就支撐產業發展而言,這一人才儲備帶來兩個結果:

首先,這些源源不斷供給的中、低端人才全面支撐了中國龐大的中低端產業結構對于各類人才的需求;其次,從知識產出角度而言,中低端知識的供給多于需求,導致中低端知識的市場價格降低。

這種知識與人才的低成本效應,支撐了中國數量龐大的中、低端企業對于相應知識與人才的需求,而市場需求信號又助推大學繼續為市場培養這些中、低端人才,從而形成了企業對于現有知識/人才的依賴。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作企業發展的成本慣性。

圖1:中國歷年(1998-2018)大學畢業生數量(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

我們不妨再看看同期代表中高端人才的供給情況。根據圖2可以清晰看到:在過去的21年間(1998-2018年),中國共招收了約930萬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120萬、碩士研究生810萬。僅就2018年的數據來看,大學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比例為:1:9.3%:1.16%;

如果把研究生總體作為中、高端知識與人才的代表的話,那么,大學生:研究生的比例為:1:10.5%;

如果我們上述關于企業成本慣性的假設成立的話,那么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產值與總的工業產值的比例也將與這個人才比例趨同。

圖2:中國歷年(1998-2018)研究生招生數量(根據相關資料整理)

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可以看做是一個企業利用其所擁有的知識/人才的產出,這種產出函數受所在企業的管理模式與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

從圖3可以看出,2005年中國高新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占全國工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為13.65%,到2016年這個數值變為13.27%。在12年的時間里,高科技產業主營業務收入與工業主營業務收入的總量都有大幅提高,但是兩者的比值沒有多少提高,仍然維持在13%左右。

粗略來看,高新產業與全國工業的主營業務收入比值(13%)與剛才得到的人員結構的比值(10.5%)高度趨同(產值比中去除管理模式等差異造成的影響),由此可以印證上述的企業成本慣性軌道假設。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產業結構轉型進程仍處于起步推廣階段,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究其原因,首先,支撐產業轉型的高端人才與前沿知識庫存仍然不足;其次,企業發展的軌跡仍然鎖定在廉價的人才/知識的成本約束軌道上。這種成本慣性導致中國產業結構轉型的道路非常艱難。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傳統工業化時代的生產模式來說,中國具有較為明顯的成本優勢,這也是造就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原因所在。但是高端知識/人才的短板,導致中國的產業轉型能力與動力都不足。

作為對比,美國具有較多的高級人才以及前沿知識庫存,這導致美國在產業鏈的上游具有明顯優勢,而且收益更高;反之,美國企業在中、低端產業并不具有成本優勢。這種產業結構對比更加強化了中國對推進產業結構轉型的決心。

圖3:中國高技術產業主營業務收入歷年(2005-2016)的變化情況

比如,最近兩年中國政府對于華為公司的支持,就表明了對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偏好。

按理說,華為本是一家私人企業,根本無需政府去為它背書。但是,華為代表了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的發展方向,而這種方向與政府的政策目標高度趨同。

因此,政府希望通過對華為公司的支持,為所有的企業樹立一個創新榜樣,激勵中國的企業向華為學習,全面推進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也許這才是中國政府堅決支持華為的初衷所在。

這些年來,為了支持創高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以及加速產業結構轉型的步伐,政府從政策層面給予了極大支持,并在要素市場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如大力引進人才和吸納知識等,夯實社會發展的基礎支撐條件已成各方共識。反觀過去十年的企業表現,這種努力的成效還是非常顯著的。

(作者工作單位分別為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文化與傳媒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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